当前，全国范围内正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努力推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佛山作为全国制造业大市，对高质量发展要求无疑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以及更深切的渴求。准确理解与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实质，找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和关键点，至关重要。
权威解读
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主要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从旧动能转向新动能，另一条是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而是要追求效率更高、供给更有效、结构更高端、更绿色可持续的增长，甚至可以部分放弃对经济增速的追求，以达到更高质量的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高效率增长
经济增长如果用效率指标来评价，可分为高效率增长与低效率增长。高效率增长是指以较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而低效率增长则是指以较大的投入却只获得较少的收益。高质量发展是指高效率增长。
决定高效率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可以使各种要素投入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即以较少的投入实现收益最大化。因此，为了实现高效率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有效推动技术创新，尤其是要获得颠覆性技术与原创性技术。为此，就要进行超前性的基础研究，形成技术创新所需要的财力基础、法律基础、物质基础、人才基础。
决定高效率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可以有效调动各种要素的积极性，使各种要素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实现以较少的消耗获得更大的利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就是得益于制度创新。因此，我们要推动高效率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继续推进制度创新，尤其是建立以现代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高质量发展是有效供给性增长
经济增长如果从市场供求关系状况来评价，可分为有效供给性增长与无效供给性增长。有效供给性增长是指经济运行过程实现了供求关系的平衡，无效供给性增长则表现为市场关系失衡，产能严重过剩，库存积压很大。高质量发展是指有效供给性增长。
我国在过去一段时间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不少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与此同时，人们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却提供不出来，出国购买成为时尚，这实际上是一种无效供给性增长。这种无效供给性增长，单靠市场调节是难以快速见效的，因而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对策。
无效供给性增长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供给方没有风险意识，盲目扩张，盲目负债，因而消除无效供给性增长必须去杠杆，降低整个社会的杠杆率。无效供给性增长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的风险约束性不够，经营者对过剩产能及库存没有风险约束，因而会在短期利益驱使下盲目扩张。因此，必须有效推进制度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实现有效的利益与风险约束。
高质量发展是中高端结构增长
从结构方面来划分，经济增长可分为中低端结构增长与中高端结构增长。我国过去较长时期实际上是一种中低端增长，这主要由当时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就是中高端结构增长。
中高端结构增长与中低端结构增长的最大区别在于支柱型产业的不同。中低端结构的支柱型产业包括传统制造业、建筑业及房地产产业等。中高端结构的支柱型产业则主要有三：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例如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生物工程、信息技术及移动互联网、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等；二是服务业，例如消费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生产服务业、精神服务业等；三是现代制造业，例如航天器制造与航空器制造、高铁装备制造、核电装备制造、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制造、现代船舶制造与海洋装备制造等。转向中高端结构增长，必须加快发展这些产业。
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可持续增长
经济增长有时是在高污染与高消耗条件下实现的，但这种高速增长绝不会长久。高质量发展与以高污染与高消耗资源为基础的所谓高速增长是相对立的，高质量发展强调节能环保，是一种绿色增长。
要实现绿色增长，首先要维持好自然生态环境，增长不能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因此，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入手加大对自然生态的修复，包括各种河流自然生态带、山脉自然生态带等。同时，必须对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带来的废水、废气、固体垃圾进行良好的处理，走技术化的道路。
高质量发展还是可持续增长。可持续增长要求在经济增长战略上克服盲目扩张的倾向。近几十年世界范围的几次金融危机，背后原因都是过度加杠杆。因此，我们必须在经济较快增长的整个过程中，防止杠杆率过高，随时要去杠杆。可持续增长还要认真考虑各种经济资源及社会资源的承受能力，不能以为经济增长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提高增长速度。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却爆发各种社会危机的原因。（作者为清华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汪浩）
■专家观点
在高质量发展的诸多内涵中，应着重关注如下六大突破口，它们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而且是高质量发展其他内涵的“因”。把握好这六大突破口，才能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顺利转变。
第一，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理论和国际经验均表明，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源泉。然而，我国在过去四十年的高增长过程中，主要靠的是资本和劳动等要素驱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偏低。不仅如此，产能过剩等问题导致我国难以继续依靠资本积累拉动经济增长，人口老龄化则使得我国难以通过增加劳动力数量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只有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才能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提高资本质量和人力资本质量。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并不意味着不再关注资本和劳动投入，而是不再追求资本积累的规模和劳动人口的数量，转而追求资本质量和人力资本质量。就资本质量而言，过去一二十年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作出了较大贡献，但由此形成的是非生产性资本积累，再加上产业结构有所失衡，导致我国资本积累的质量并不够高。要想推动高质量发展，亟须改善资本质量。就人力资本质量而言，高校扩招以来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大幅增加，但部分高校过度扩招导致招生规模远超其所能承受的范围，因此教育质量还有提高的空间。
第三，缩小贫富差距尤其是财产差距。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一般低于低收入群体，贫富差距的扩大会使得居民整体消费倾向趋于下降，从而减少全社会的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既需要缩小收入差距，又需要缩小财产差距。具体而言，就是要深入贯彻十九大提出的“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等举措来缩小收入差距。
第四，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等事件表明，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将会给经济体带来严重冲击。近年来我国日益重视防范金融风险，但仍然面临着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与隐患。比如，企业偿债压力尚未得到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区域性风险和隐性化问题较为突出。降低金融风险才能够为经济与社会平稳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要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
第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尤其要增加民生和社会保障支出。以往我国财政支出有相当一部分用于“上项目、搞投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相对偏少。高质量发展要求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因此需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尤其要增加民生和社会保障支出。尤需强调的是，增加民生财政支出将有助于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减少他们为应对教育、医疗和养老问题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实现了持续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等问题。当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8000美元，开始接近高收入国家的下限，生态环境的好坏已成为衡量人民幸福感的重要指标之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陈彦斌）
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形成，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做支撑。体制机制改革既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也是推进经济发展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的重要制度保障。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大关键是必须加快体制机制改革。
首先，我国建立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化的市场经济，要用法律法规约束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行为，同时也要约束经济人的违规违法行为。还有要从法律层面消除所有制歧视，平等保护所有企业和个人的财产权不受侵犯，知识产权不受到侵害。
其次，改革财税体制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收入方面，要继续降低财政从企业、社会个人征缴的税收比例和数量，不断减少甚至继续取消一些公共收费项目。同时，对中等收入群体实行免税减负政策，对中等收入者子女教育、看病、首套商品房购置实施税前抵扣等。支出方面，适当压缩公共投资支出，调整公共投资结构，将公共投资重点转到改善社会消费、增强居民福利方面来。
其三，政府要进一步放松对市场的直接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一是要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逐步取消许可证发放制度，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本届政府已经减少和取消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但依然还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今后改革的方向是继续减少审批项目，缩短审批时间，提高审批效率。
其四，减少买方卖方垄断，为不同所有制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减少垄断要从国企改革做起，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环节必须退足退够，纯公共性领域要进足进够，同时纯公共性领域也要按市场原则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有限竞争。
其五，供给创新或者供给质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科技创新去实现。针对当前我国创新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重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应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和各方积极性，加大创新投入，努力补齐创新短板。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关键性、前沿性创新研究，提高企业对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行动能力和参与度。
最后，城镇化是增加供求两侧新动能的黄金结合点，积极推进可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好处。应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一方面建立有利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公共成本分担机制，另一方面除特大城市外要放宽放开其他城市农民进城落户条件，给予他们真正的市民待遇。（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马晓河）
■城市观察
7月10日~12日，苏州市举办了第十届“国际精英创业周”活动。
作为苏州重点打造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平台，10年来，国际精英创业周累计落户项目3785个，共引进、培养江苏“双创计划”人才201人、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320人，成为苏州招才引智的主渠道。
本届创业周首设海外分会场、首推“赢在苏州”国际创客大赛活动，创新项目采集方式，整合海内外创新资源，有效提升了创业周集聚人才项目的能力。聚焦苏州未来的产业布局和发展重点，继续“1个主会场+10个分会场”的联动办会模式，因地制宜呈现政策体系、产业资源和服务机制，充分加强市县联动，实现错位引才、精准引才。
本次创业周吸引的项目绝大部分集中在苏州未来重点发展的四大先导产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占20.47%，生物医药占23.59%，纳米技术应用占8.3%，人工智能占11.9%。截至目前，本届创业周已正式签约项目866个，同比增长12.7%。
为了让人才来得了、留得住，近年来，苏州出台了各种人才政策。苏州工业园区出台“金鸡湖人才计划”等，每年在人才、科技领域投入近30亿元，为人才提供购房补贴、薪酬补贴等优惠。
相城区上线高层次人才“一站式”网上服务平台。今后，在相城创业的海内外人才只要登录这个平台，回答5个问题，就能轻松知道自己适用什么政策，能享受哪些服务。
昆山将出台人才科创政策，优化引才留才用才工作新机制，开创人人具备科创人才工作新思维、人人探索科创人才工作新路径的生动局面，打造海内外人才尽展其长、成就事业的广阔舞台。
2017年，浙江嘉兴发明的一张跨区域科技创新券，撬开了上海创新资源要素的大门。
上海，有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可为长三角其他城市乃至全国提供共享服务；嘉兴，有数百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需要科学检测，为发展提供依据。
打破行政壁垒，嘉兴以发放创新券的方式，将上海780所高校、院所、第三方实验室等总价值过百亿元的大型科研仪器以及超过20万项的检测检验服务，纳入补贴范围。
专注于高分子新材料制造的浙江荣泰科技公司，每年花费数万元用于产品检测。去年10月，该公司申请了5万元科技创新券，从那时起，公司每到上海做一次检测，不仅可享受50%的补贴，还可享受检测方面的便利。
政府补贴服务，降低企业成本，增加创新活力，科技型企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这种“不分你我”的深度合作，得益于沪嘉杭G60科创走廊的开通。去年7月，借鉴美国101高速科创大走廊成功经验，连接上海、嘉兴、杭州的一条G60高速公路，摇身一变成了跨省科创走廊，带动嘉兴与两大创新大市同频共振。
在嘉兴科技城，去年落地的上海大学新兴产业研究院，借助上海大学的技术转移优势，研发出了“酒店机器人”“小马智停”等一批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的科技成果，即将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像这样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人才创新为主线的创新载体，嘉兴科技城已经聚集了8个。
然而，嘉兴科技城只是嘉兴创新发展中的冰山一角。对接G60科创走廊，嘉兴规划了“一廊九城九区”的空间布局——依托中国归谷嘉善科技园、平湖张江长三角科技城、嘉兴科技城等9个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打造全域孵化之城；依托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湖省级金融创新示范区等9个省级以上开发区，集聚特色产业，打造优势产业集群。
（来源：佛山市新闻网）